“夜”在彝语东部方言中的发音为“野”,翻译为汉语是“水”的意思。“郎”在彝语东部方言中翻译为汉语是“王”的意思。“夜郎”翻译成汉语就是“从水中来的王”。汉人用汉字把“夜郎”记作“彝罗”。
根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遯水(今贵州北盘江),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自号夜郎,以竹为氏。”这来自民间的传说和很多的彝文古籍上记载的彝族先祖从水中来的传说基本一致,生动地反映彝族追述先民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经过。
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牂”是彝语羊头的意思,“牁”是彝语斧柄的意思,“牂牁”指的是在江河溪流渡口两岸固定形状像羊头、斧柄的大木桩,中间用动物毛皮编成的绳子联通,渡水通行时不用划桨,仅仅由船家站立在船头,双手交替拉绳子,双脚向后蹬船就可以驶向对岸的摆渡方法。宋朝宰相马廷鸾之子文人马端临《牂牁考》中明确指出,牂牁江的源头在现在的六盘水特区盘县的玛依镇七星关,那个时期整个北盘江及其下游的红水河都称为牂牁江。现在的牂牁江指的是在贵州省西南部安顺地区关岭县和黔西南州晴隆县在北盘江交界的地方。
在春秋以前,夜郎地区没有郡县设置,土著自成独立王国。大大小小的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就散居在以如今的贵州西南部北盘江两岸为中心,包括黔西南州和六盘水特区全境、毕节威宁等地,云南东北部的罗平、泸西、富源、弥勒、广南、富宁等地,四川南部凉山、乐山等地及广西西北部的隆林、西林、田林、凌云等地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在那一时期统治这一地区最大的少数民族部落“夜郎”就居住在今黔西南州晴隆县、普安县、兴仁县境内。其城池至今尚无准确考证,但是历史上贵州高原的所谓城池,都是靠山临水的军事山寨。一般不是会设置在大坝子里,治所和长老的山寨,均可以排除在现在的县城或乡镇所在地的平坦地带。
战国时期,周報王三十九年(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派遣将军庄蹻从黔中郡(大致范围为今四川省的酉阳、龚滩及贵州省的沿河、德江、思南、石阡等地)出发,顺着沅水(今湖南沅江)而上,征服且兰国(今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县境内),在贵州省西南部安顺地区关岭县和黔西南州晴隆县在北盘江交界的地方通过“牂牁”的办法渡过北盘江,进入夜郎境内,夜郎王归顺庄蹻。庄蹻继续率军西进云南征服了滇池地区的土著民族。公元前274年,庄蹻在回师到夜郎国时得知秦国的军队已经将楚国的黔中郡占领,没有了退路,无法回到楚国了。于是便留下了一万楚军驻扎在夜郎交乐(“蹻纳”的谐音演变而来,意思是“庄蹻统治的地方”。今黔西南州兴仁县雨樟镇境内),封夜郎部落首领为夜郎候。自己带领两万军队返回滇池地区自称为王,建立了以滇池为中心的古滇国。他率领的两万楚兵带来的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全国迅速传播,古滇国逐渐强盛起来。
1975年发现的交乐汉墓群,是贵州省一处考察汉代军事、政治、农耕、文化的重要处所,它的墓室形制之大、出土文物品味之高、艺术塑造力之强,在贵州首屈一指,在全中国也应有一席之地,它与相邻的安龙县出土文物羊角纽钟、一字格青铜剑等与万屯汉墓、普安铜鼓山等出土文物一起,勾勒出了古夜郎依稀的身影,交乐汉墓大批精美文物是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先进的标志。
1978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人员调查发现,铜鼓山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青山镇营盘村陈家龙滩东约500米的铜鼓山山顶,遗址总面积4000平方米,保护范围总面积41420平方米。1979年进行了小范围试掘。1980年10月进行第一次较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1519平方米。2002年3~5月,贵州省考古所对其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880平方米。两次发掘共清理房址4座、窑址1座、灰坑11个和活动面、火塘、大量零散柱洞等遗迹,出土较完整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和冶铸青铜器的陶石范模500余件,陶器碎片1万余片。尤其重要的是,冶铸青铜用具除部分陶坩埚外,出土的范模包括戈范、剑范、钺范、镞范和鱼钩范等,发掘者认为:铜鼓山遗址是一个铸造铜器(以兵器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其北半区主要是铸造铜器的作坊区,南半区主要是生活区。遗址时代为战国~西汉时期。它是贵州境内经过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冶铸遗址,根据文献记载的线索,普安铜鼓山一带应属汉代彝部谈指国地域。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兵器工厂和工具制造厂大概属于末代夜郎王子“邪务”的外公“谈指”。
秦始皇时,曾打败滇国,并开通五尺道至当地,但秦朝灭亡后,交通再度中断。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时,滇国归降,并在当地设置益州郡管辖,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东汉时,随着汉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族的迁入,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完全消失。据黄懿陆《滇国史》的考证,古滇国当在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才完全灭亡。
西汉初,夜郎竹王后裔多同成为夜郎候。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在其都邑番禺(今广州)吃到蜀国产的枸酱,问从何处运来,回答说从西北牂牁江运来。蜀国商人告诉他:“蜀国出产枸酱,多数都是通过夜郎运来,夜郎在牂牁江边上,江面宽阔超过百步,完全可以用船运输。”唐蒙立即上书汉武帝称:“夜郎有精兵十多万,浮船在牂牁江上,如果能够归顺我朝,正好是征服南越的奇招。”汉武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授予他中郎将的职务前往夜郎游说。他说服了夜郎候多同归顺汉朝廷,在夜郎地区设置县治,任命多同的儿子为夜郎令。周边其他的小部落同时也归顺听命了。唐蒙向朝廷汇报后,调集巴蜀的部队立即开始修路,一直通到牂牁江边,在夜郎地区设置了夜郎县。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多同到朝廷,被朝廷封为夜郎王,陆续在其统治地区设置牂牁郡(今贵州安顺地区)、谈指县(今黔西南州兴仁县东部、晴隆、普安地区)、漏江县(今云南泸西、师宗地区)、同并县(今云南弥勒地区)等县,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柯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
贵州古彝文经典《彝族世系》中有“彝族天生子,多同来抚育”,“多同权威高,多同天宫主”,“祖宗变山竹,山竹即祖宗”等记载;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古彝文《指路经》:“邛都国为甥所居在左,夜郎国在右,且同亭为国都”。又“祖母住靡莫,父住螳螂地,孙住夜郎国撑天立地建国家,多同天生子,管诸多小王国,管天又管地”。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四十多个,其中二十八个认为是古彝文,说明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并具较高文化。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统称为“西南蛮夷”、“西南夷”、“西南诸苗”等,实际上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历经多次的改朝换代以后,朝廷为了方便管理,根据各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及语言服饰等将其分为“仲苗”、“侬苗”、“倮苗”、“青苗”、“黑苗”、“花苗”等等。经过历朝历代的分分合合,导致的结果是:同是彝族,贵州毕节地区和黔西南州用彝语交流都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如今生活居住在原来的夜郎地区的布依族、苗族、壮族、彝族、仡佬族都是汉朝时期夜郎国的后裔,语言文字服饰的差异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古夜郎国当时的最大部落是现在彝族的先民建立的,“竹崇拜”由此成为了所有夜郎国后裔的一种标志。
“夜郎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古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的结果。族称的不同是历史的原因,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夜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如今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古夜郎国的各族后裔们,不能再停留在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口水官司”上。应当抓住文化强省的机遇,集中精力投入到加快加大本民族文化的挖掘、古籍的保护、搜集、整理、语言文字的传承等研究工作中去。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独特的民族风情、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为共同的“夜郎文化”奉献各自的力量,完成好老祖宗们所期盼的愿望!让夜郎文化代代相传!
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
(1)张定福《楚庄蹻伐滇的历史争相》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三期
(2)黄海云《牂牁江考》中央名族大学研究生院
(3)王正贤《从彝文文献记载探索古夜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
(4)杨永明《揭秘滇东古王国》2008年
(5)张瑛(清)《兴义府志》2009年
(6)郭礼中《兴仁县志》1991年
(7)冉晸《兴仁县志》民国二十三年
(8)葛天乙《兴仁县补志》民国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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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金松 编辑:印象黔西南)
“夜”在彝语东部方言中的发音为“野”,翻译为汉语是“水”的意思。“郎”在彝语东部方言中翻译为汉语是“王”的意思。“夜郎”翻译成汉语就是“从水中来的王”。汉人用汉字把“夜郎”记作“彝罗”。
根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遯水(今贵州北盘江),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自号夜郎,以竹为氏。”这来自民间的传说和很多的彝文古籍上记载的彝族先祖从水中来的传说基本一致,生动地反映彝族追述先民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经过。
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牂”是彝语羊头的意思,“牁”是彝语斧柄的意思,“牂牁”指的是在江河溪流渡口两岸固定形状像羊头、斧柄的大木桩,中间用动物毛皮编成的绳子联通,渡水通行时不用划桨,仅仅由船家站立在船头,双手交替拉绳子,双脚向后蹬船就可以驶向对岸的摆渡方法。宋朝宰相马廷鸾之子文人马端临《牂牁考》中明确指出,牂牁江的源头在现在的六盘水特区盘县的玛依镇七星关,那个时期整个北盘江及其下游的红水河都称为牂牁江。现在的牂牁江指的是在贵州省西南部安顺地区关岭县和黔西南州晴隆县在北盘江交界的地方。
在春秋以前,夜郎地区没有郡县设置,土著自成独立王国。大大小小的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就散居在以如今的贵州西南部北盘江两岸为中心,包括黔西南州和六盘水特区全境、毕节威宁等地,云南东北部的罗平、泸西、富源、弥勒、广南、富宁等地,四川南部凉山、乐山等地及广西西北部的隆林、西林、田林、凌云等地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在那一时期统治这一地区最大的少数民族部落“夜郎”就居住在今黔西南州晴隆县、普安县、兴仁县境内。其城池至今尚无准确考证,但是历史上贵州高原的所谓城池,都是靠山临水的军事山寨。一般不是会设置在大坝子里,治所和长老的山寨,均可以排除在现在的县城或乡镇所在地的平坦地带。
战国时期,周報王三十九年(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派遣将军庄蹻从黔中郡(大致范围为今四川省的酉阳、龚滩及贵州省的沿河、德江、思南、石阡等地)出发,顺着沅水(今湖南沅江)而上,征服且兰国(今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县境内),在贵州省西南部安顺地区关岭县和黔西南州晴隆县在北盘江交界的地方通过“牂牁”的办法渡过北盘江,进入夜郎境内,夜郎王归顺庄蹻。庄蹻继续率军西进云南征服了滇池地区的土著民族。公元前274年,庄蹻在回师到夜郎国时得知秦国的军队已经将楚国的黔中郡占领,没有了退路,无法回到楚国了。于是便留下了一万楚军驻扎在夜郎交乐(“蹻纳”的谐音演变而来,意思是“庄蹻统治的地方”。今黔西南州兴仁县雨樟镇境内),封夜郎部落首领为夜郎候。自己带领两万军队返回滇池地区自称为王,建立了以滇池为中心的古滇国。他率领的两万楚兵带来的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全国迅速传播,古滇国逐渐强盛起来。
1975年发现的交乐汉墓群,是贵州省一处考察汉代军事、政治、农耕、文化的重要处所,它的墓室形制之大、出土文物品味之高、艺术塑造力之强,在贵州首屈一指,在全中国也应有一席之地,它与相邻的安龙县出土文物羊角纽钟、一字格青铜剑等与万屯汉墓、普安铜鼓山等出土文物一起,勾勒出了古夜郎依稀的身影,交乐汉墓大批精美文物是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先进的标志。
1978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人员调查发现,铜鼓山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青山镇营盘村陈家龙滩东约500米的铜鼓山山顶,遗址总面积4000平方米,保护范围总面积41420平方米。1979年进行了小范围试掘。1980年10月进行第一次较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1519平方米。2002年3~5月,贵州省考古所对其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880平方米。两次发掘共清理房址4座、窑址1座、灰坑11个和活动面、火塘、大量零散柱洞等遗迹,出土较完整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和冶铸青铜器的陶石范模500余件,陶器碎片1万余片。尤其重要的是,冶铸青铜用具除部分陶坩埚外,出土的范模包括戈范、剑范、钺范、镞范和鱼钩范等,发掘者认为:铜鼓山遗址是一个铸造铜器(以兵器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其北半区主要是铸造铜器的作坊区,南半区主要是生活区。遗址时代为战国~西汉时期。它是贵州境内经过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冶铸遗址,根据文献记载的线索,普安铜鼓山一带应属汉代彝部谈指国地域。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兵器工厂和工具制造厂大概属于末代夜郎王子“邪务”的外公“谈指”。
秦始皇时,曾打败滇国,并开通五尺道至当地,但秦朝灭亡后,交通再度中断。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时,滇国归降,并在当地设置益州郡管辖,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东汉时,随着汉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族的迁入,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完全消失。据黄懿陆《滇国史》的考证,古滇国当在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才完全灭亡。
西汉初,夜郎竹王后裔多同成为夜郎候。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在其都邑番禺(今广州)吃到蜀国产的枸酱,问从何处运来,回答说从西北牂牁江运来。蜀国商人告诉他:“蜀国出产枸酱,多数都是通过夜郎运来,夜郎在牂牁江边上,江面宽阔超过百步,完全可以用船运输。”唐蒙立即上书汉武帝称:“夜郎有精兵十多万,浮船在牂牁江上,如果能够归顺我朝,正好是征服南越的奇招。”汉武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授予他中郎将的职务前往夜郎游说。他说服了夜郎候多同归顺汉朝廷,在夜郎地区设置县治,任命多同的儿子为夜郎令。周边其他的小部落同时也归顺听命了。唐蒙向朝廷汇报后,调集巴蜀的部队立即开始修路,一直通到牂牁江边,在夜郎地区设置了夜郎县。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多同到朝廷,被朝廷封为夜郎王,陆续在其统治地区设置牂牁郡(今贵州安顺地区)、谈指县(今黔西南州兴仁县东部、晴隆、普安地区)、漏江县(今云南泸西、师宗地区)、同并县(今云南弥勒地区)等县,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柯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
贵州古彝文经典《彝族世系》中有“彝族天生子,多同来抚育”,“多同权威高,多同天宫主”,“祖宗变山竹,山竹即祖宗”等记载;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古彝文《指路经》:“邛都国为甥所居在左,夜郎国在右,且同亭为国都”。又“祖母住靡莫,父住螳螂地,孙住夜郎国撑天立地建国家,多同天生子,管诸多小王国,管天又管地”。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四十多个,其中二十八个认为是古彝文,说明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并具较高文化。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统称为“西南蛮夷”、“西南夷”、“西南诸苗”等,实际上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历经多次的改朝换代以后,朝廷为了方便管理,根据各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及语言服饰等将其分为“仲苗”、“侬苗”、“倮苗”、“青苗”、“黑苗”、“花苗”等等。经过历朝历代的分分合合,导致的结果是:同是彝族,贵州毕节地区和黔西南州用彝语交流都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如今生活居住在原来的夜郎地区的布依族、苗族、壮族、彝族、仡佬族都是汉朝时期夜郎国的后裔,语言文字服饰的差异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古夜郎国当时的最大部落是现在彝族的先民建立的,“竹崇拜”由此成为了所有夜郎国后裔的一种标志。
“夜郎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古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的结果。族称的不同是历史的原因,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夜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如今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古夜郎国的各族后裔们,不能再停留在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口水官司”上。应当抓住文化强省的机遇,集中精力投入到加快加大本民族文化的挖掘、古籍的保护、搜集、整理、语言文字的传承等研究工作中去。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独特的民族风情、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为共同的“夜郎文化”奉献各自的力量,完成好老祖宗们所期盼的愿望!让夜郎文化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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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定福《楚庄蹻伐滇的历史争相》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三期
(2)黄海云《牂牁江考》中央名族大学研究生院
(3)王正贤《从彝文文献记载探索古夜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
(4)杨永明《揭秘滇东古王国》2008年
(5)张瑛(清)《兴义府志》2009年
(6)郭礼中《兴仁县志》1991年
(7)冉晸《兴仁县志》民国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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