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深化“村舞”内涵研究
黔西南州民族研究中心一级翻译:王峰

摘要:本研究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村舞”实践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多主体深度访谈、典型案例追踪与理论梳理,系统厘清黔西南州“村舞”的生成逻辑、文化内核、实践形态与时代价值。研究发现,黔西南州“村舞”并非普通的群众性广场舞变体,而是扎根于当地千年民族文化土壤、由本土群众自发主导、融合非遗传承、校园美育、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多重功能的创新性公共文化实践。从兴仁市屯脚中学延续二十年的苗族板凳舞课间操,到晴隆县“六月六”布依村舞盛会,再到全州各地村寨的常态化共舞活动,黔西南州已经探索出一条“以舞为媒、以文化人、以文兴村”的特色发展路径。本研究进一步从文化学、社会学、公共文化服务等多学科视角,深化“村舞”的内涵界定,剖析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发展不均衡、内涵挖掘不深、产业转化不足等现实问题,最终提出“文化根脉筑牢、主体活力激发、场景多元拓展、产业生态培育”四大优化路径,为全国“村舞”项目的本土化落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黔西南样本”。
关键词:黔西南州;村舞;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文化振兴;公共文化服务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2024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村舞’赋能乡村振兴研究”正式开题,标志着“村舞”从民间自发的群众文化活动,上升为国家层面关注的乡村文化建设重要议题。在全国“村舞”发展的整体版图中,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丰富的群众舞蹈实践,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区域。
黔西南州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滇黔桂三省结合部,境内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彝族、回族等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7%,各民族在千百年的共生共处中,创造了灿若星辰的民族舞蹈文化:布依族的铜鼓舞、板凳舞,苗族的芦笙舞、刺绣舞,彝族的阿妹戚托舞,这些传统舞蹈原本就扎根于村寨的生产生活、节庆仪式之中,是当地群众表达情感、凝聚社群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黔西南州各地群众自发将这些传统民族舞蹈进行生活化、日常化改编,融入日常劳作之余的休闲场景、校园的大课间活动、民族节庆的展演舞台,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村舞”形态。从兴仁市屯脚中学二十年如一日坚持的苗族板凳舞课间操,到晴隆县“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中全民参与的村舞巡游与展演,再到各个村寨傍晚广场上各族群众自发聚集的共舞场景,“村舞”已经悄然成为黔西南州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组成部分。
但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推广中,多数观点仍将“村舞”简单等同于“乡村广场舞”,忽视了黔西南州这类民族地区“村舞”独特的文化根脉与多元内涵,也未能充分挖掘其在非遗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深层价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深入黔西南州8个县市的27个典型村寨、12所民族学校、6个民俗活动现场开展实地调研,试图全面深化对黔西南州“村舞”内涵的系统性研究。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了现有“村舞”研究多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业赋能的单一视角,首次将民族地区的“村舞”置于千年民族文化传承的脉络中进行考察,重新界定了“村舞”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丰富了中国特色乡村群众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也为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维度。

实践层面,本研究系统梳理黔西南州“村舞”二十年的发展实践,总结本土群众自发探索出的传承经验,直面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能够直接为黔西南州后续“村舞”的全域推广提供实操指引,也能为全国其他民族地区打造本土“村舞”品牌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社会层面,本研究通过剖析“村舞”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作用,能够进一步凸显“村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的深层价值,为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新的实践思路。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一是田野调查法。笔者先后深入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晴隆县沙子镇、册亨县陂鼐古寨、贞丰县者相镇纳孔村等27个典型村寨,累计开展田野调查时长超过180天,全程记录各地“村舞”的日常排练、节庆展演、校园传承等真实场景,收集一手影像资料超过200小时,文字记录超过10万字。
二是深度访谈法。本人对非遗传承人、村寨普通群众、学校师生、基层文旅工作者、民族文化学者等不同群体共计127人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全面了解不同主体对“村舞”的认知、参与体验与发展诉求。
三是案例分析法。选取兴仁市屯脚中学板凳舞操传承、晴隆县“六月六”村舞盛会、彝族阿妹戚托等3个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提炼不同场景下“村舞”的内涵特质与运行逻辑。四是跨学科研究法。融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对黔西南州“村舞”的内涵进行多维度解读,避免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性。
二、黔西南州“村舞”的生成逻辑
任何一种群众文化形态的诞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黔西南州“村舞”之所以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有着其独特的生成逻辑。
(一)千年民族舞蹈的活态延续
黔西南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山高谷深、交通相对闭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传统舞蹈文化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这些传统舞蹈从诞生之初,就从来不是脱离生产生活的“舞台艺术”,而是完全嵌入在群众日常的生产、节庆、仪式之中:
布依族群众在春耕结束、秋收丰收之时,会敲响铜鼓、跳起欢快的舞蹈,庆祝劳作的收获;苗族同胞在走亲访友、嫁娶节庆的时刻,拿起身边的板凳,敲击出热烈的节奏,跳出刚劲有力的板凳舞;彝族的“阿妹戚托”被称为“东方踢踏舞”,是姑娘们出嫁时,村寨里的女伴们围在一起,用整齐的踢踏舞步表达祝福的仪式舞蹈。
这些舞蹈千百年来就在村寨里口耳相传、手手相授,不需要专业的舞台,不需要昂贵的道具,田间地头、晒坝庭院,只要有一块空地、有一段节奏,群众就能自发跳起来。这种“全民皆舞、随处可舞”的文化传统,为今天黔西南“村舞”的诞生埋下了最深厚的文化种子。当新时代的群众文化需求与这份千年的文化根脉相遇,“村舞”的萌芽就自然破土而出。
(二)乡村生活的内在文化需求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黔西南州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寨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一度陷入匮乏:传统的节庆仪式逐渐简化,过去热闹的集体舞蹈慢慢淡出日常,群众茶余饭后的休闲方式变得单一。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各地的群众开始自发寻找新的集体文化载体:一开始,几个村寨里的中老年妇女,把小时候跟着长辈跳的传统舞蹈重新回忆起来,在傍晚的村寨广场上带着大家跳;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孩子也加入进来,大家根据现在的生活节奏,对传统舞蹈的动作进行简化调整,让它更适合日常锻炼、更适合不同年龄层的人参与。
这种完全由群众自下而上发起的舞蹈活动,没有自上而下的任务要求,没有复杂的门槛限制,完全贴合乡村群众的社交需求、情感需求与健身需求,很快就在各个村寨蔓延开来。可以说,黔西南的“村舞”不是外力强行植入的文化产品,而是乡村群众为了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求,从自己的文化记忆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
(三)政策引导与社会氛围的双向赋能
21世纪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黔西南州各地的村寨陆续建起了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广场,配备了音响、灯光等基础设备,为“村舞”的开展提供了必备的阵地条件。
同时,从2000年开始,黔西南州各地陆续启动“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很多学校开始把本土的传统民族舞蹈改编成课间操,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接触、学习本民族的舞蹈,这不仅为传统舞蹈的年轻态传承提供了场景,也让“村舞”的受众群体从中老年拓展到了青少年,为“村舞”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年轻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贵州村舞”IP的持续走红,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黔西南这片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各级文旅部门开始有意识地对群众自发的“村舞”活动进行引导、扶持,为村寨培训舞蹈骨干、搭建展演交流平台,让原本只在村寨里流传的“村舞”走出山门,被更多人看见。政策的加持与社会氛围的烘托,让原本自发的“村舞”活动逐渐走向规范化、常态化,最终成长为黔西南州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品牌。
三、黔西南州“村舞”的核心文化内涵
黔西南州的“村舞”,区别于其他地区普通乡村广场舞的核心特质,就在于它拥有极其深厚、多元的文化内涵,它不是标准化的健身动作集合,而是承载着民族记忆、社群情感、生活温度的文化载体。
(一)非遗舞蹈的日常化活态传承
黔西南州的“村舞”,本质上是本土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常化转译”,它把原本只在特定节庆、特定仪式中才会出现的非遗舞蹈,拆解、改编成了适合日常随时随地参与的舞蹈形态,让非遗从“高高在上的遗产”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活”。
兴仁市屯脚中学传承了二十年的苗族板凳舞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苗族板凳舞原本是当地苗族同胞在庆祝丰收、走亲访友、民族节日时才会跳的传统舞蹈,节奏热烈、动作刚劲,是当地苗族文化的瑰宝,曾经登上过省州甚至央视的春晚。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接触到这门本土非遗,学校的老师们联合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板凳舞进行了改编:保留了击掌、踏脚、板凳敲击这些最核心的标志性动作,简化了复杂的仪式性段落,调整动作的强度适配青少年的身体状态,最终形成了兼具健身功能与文化内涵的板凳舞操。
这套舞蹈操没有变成放在陈列室里的“非遗标本”,而是变成了全校师生每天大课间都要跳的日常活动,二十年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击掌、跳跃、敲击板凳的节奏中,自然而然地记住了本民族的舞蹈动作,理解了动作背后的文化寓意。除了板凳舞,很多村寨的“村舞”还把苗绣里的插针、拉线等动作融入舞蹈编排,让大家在跳舞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苗绣非遗的独特魅力。
这种传承方式,完全打破了传统非遗传承“师徒相授、小众传播”的局限,让非遗传承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日常行为,让民族文化的根脉,在日复一日的舞动中,深深扎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二)群众主体性的完全彰显
黔西南州“村舞”最动人的内核,是它完全由本土群众主导,群众是“村舞”真正的主人,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在黔西南的“村舞”实践里,没有专业的大牌编导居高临下地“改造”群众的舞蹈,没有商业资本强行植入的流量套路,所有的动作编排、活动组织、内容创新,都由本土群众自己说了算。
2026年晴隆县举办的布依“六月六”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把这种群众的主体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场活动没有高额的经费预算,没有专业的演出团队,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当地普普通通的布依族同胞:活动筹备阶段,大家主动搁置家里的农忙事务,推迟自己的个人安排,自发投入到准备工作里;年事已高的老歌师顶着烈日赶来,手把手给年轻人传授濒临失传的布依古歌;村寨里的妇女们熬夜赶制民族服饰和节日用品,一针一线复刻布依非遗的美学精髓;年轻人通宵达旦布置场地、打磨活动流程,默默扛起最繁琐的幕后工作。
整场活动没有给任何人发放酬劳,所有人的付出都发自内心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就像当地一位布依族老人说的那样:“有钱无钱,事照办,激情未减,传承就是最好的回报。”在黔西南的各个村寨,“村舞”的领队往往都是村寨里热爱舞蹈的普通村民,他们自己跟着记忆里的长辈动作学,自己琢磨调整适合大家的舞步,自己组织邻里乡亲晚上在广场上排练,没有任何官方任命的头衔,也没有任何报酬,全靠一份发自内心的热忱在坚持。这种完全由群众主导的文化实践,让“村舞”从里到外都带着最鲜活的乡土温度,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硬模板感。
(三)多民族共生的情感纽带
黔西南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世代共生,而“村舞”就像一条无形的情感纽带,把不同民族的群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共舞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很多村寨的“村舞”广场上,你从来不会看到“某一个民族专属的舞蹈队伍”:布依族的阿姨会主动教苗族的姐妹跳布依的铜鼓舞,苗族的小伙子会把芦笙舞的节奏分享给汉族的伙伴,大家你教我一个动作,我带你一段节奏,在手拉手共舞的过程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慢慢变成了互相欣赏的亮点,邻里之间的矛盾隔阂在共同的舞步里烟消云散。
就像邻省西双版纳勐海县的“村舞”实践所展现的那样,傣族的孔雀舞优雅灵动,哈尼族的竹筒舞节奏鲜明,布朗族的歌舞古朴淳厚,不同民族的舞蹈在同一个平台上展示、交流,最终会融合成大家共同喜爱的共舞内容。在黔西南的“村舞”活动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各民族的群众在排练时互相学习彼此的舞蹈技巧,在展演时互相为对方鼓掌喝彩,原本不同民族的文化记忆,在一次次共同起舞的过程中,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共同的文化体验,“各民族一家亲”的情感,就在这样日常的共舞里,变得越来越深厚。
(四)乡村治理的柔性文化抓手
在黔西南州的很多村寨,“村舞”已经跳出了单纯的“文化活动”范畴,变成了助力乡村基层治理的柔性抓手。过去,村寨里农闲的时候,大家容易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矛盾,闲暇的娱乐方式也不多,偶尔还会出现打牌赌博等不良风气。自从村寨里的“村舞”队办起来之后,大家每天傍晚都自发聚集到广场上跳舞,空余时间都用来琢磨舞步、排练节目,过去的不良风气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很多村寨的村干部都说,自从有了“村舞”,村里的矛盾纠纷都少了很多:以前两户人家因为宅基地的小事闹得不愉快,在同一个舞蹈队伍里跳上半个月舞,手拉手跳完几支曲子,心结不知不觉就解开了。同时,“村舞”队还是基层政策宣传的最好载体,大家把森林防火、反诈宣传、乡村振兴的政策内容,编成简单好记的歌词,融入大家熟悉的舞蹈节奏里,跳几遍舞,所有村民就把政策内容记熟了,宣传效果比开十次会都好。
“村舞”用最轻松、最柔和的方式,把村寨里的群众凝聚在一起,让大家在共同的集体活动中,增强对村寨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让整个乡村的氛围变得越来越和谐、越来越有凝聚力。
四、黔西南州“村舞”的多元实践形态
经过多年的自发探索与发展,黔西南州的“村舞”已经演化出了多元的实践形态,覆盖了校园、日常村寨生活、大型民俗节庆等多个场景,形成了立体的发展格局。
(一)二十年不间断的课间“村舞”
以兴仁市屯脚中学为代表的民族校园“村舞”实践,是黔西南州最具代表性的“村舞”形态之一。屯脚中学坐落在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这里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到访过的民族村寨,学校里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超过70%。从2006年开始,学校就把改编后的苗族板凳舞纳入了每日大课间的必跳内容,这一坚持,就是整整二十年。
每天清晨的大课间,校园里的苗族音乐就会准时响起,全校的师生一起拿起手里的小板凳,跟着节奏舞动起来。清脆的板凳敲击声、整齐的踏脚声、欢快的笑声,填满了整个校园。二十年里,学校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很多学生从这里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村寨,又把板凳舞教给了村里的乡亲,让“村舞”的火种从校园蔓延到了更多的村寨。

除了日常的课间操,学校平均每两个月就会举办一次民族文化主题活动,每年还会举办一次盛大的民族文化艺术节,每个班级都要编排一个和苗族板凳舞相关的节目上台参赛。同时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与当地的“八月八”苗族风情节,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民俗氛围里,感受本民族文化的魅力。这种“日常课间+定期活动+节庆实践”的校园传承模式,让“村舞”在青少年群体里扎下了根,也让民族文化的传承有了最稳定的年轻载体。
(二)晒坝广场上的全民共舞
在黔西南州的广大村寨,最普遍的“村舞”形态,就是每天傍晚在村寨文化广场、老晒坝上的日常共舞。不需要提前发通知,不需要专门组织,只要傍晚的天色暗下来,广场上的音乐一响,村里的阿姨、大叔、放了学的孩子、甚至放暑假回家的年轻大学生,都会自发从家里走出来,加入跳舞的队伍里。
册亨县的很多布依族村寨,每天傍晚的“村舞”队伍能有上百人:最前面领舞的是村里62岁的王阿姨,她跳了三十年的布依传统舞蹈,自己改编了十几支适合大家跳的“村舞”曲目;队伍里既有70多岁的老奶奶,踩着缓慢的节奏跟着大家踏脚,也有三四岁的小朋友,跟在大人身后晃晃悠悠地模仿动作;在外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也会跟着队伍学几天,临走的时候把舞蹈视频存在手机里,带到打工的城市,跳给身边的朋友看。
这种日常化的村寨“村舞”,没有任何门槛,没有任何表演压力,大家想跳就加入,累了就站在旁边聊天休息,它不是为了演出、为了比赛而存在,就是乡村群众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大家茶余饭后社交、放松、联络感情的最好方式。
(三)民族盛会里的全民狂欢
在布依族“六月六”、苗族“八月八”、彝族火把节等传统民族节庆期间,“村舞”就会从日常的广场场景,升级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展演活动,变成整个民族的文化狂欢。晴隆县2026年举办的布依“六月六”村舞活动,就是这种形态的典型样本。
活动当天,近三十摄氏度的高温没有阻挡布依儿女的热情,各乡镇的布依族同胞身着传统民族盛装,从出发地沿街巡游到村歌大舞台。盛装队、绣娘队、唢呐队,一支支方队在烈日下昂首前行,五彩的民族服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把整个小镇装点得格外热烈。巡游结束之后,布依山歌比赛、传统小打音乐比赛、民族舞蹈展演轮番登场,《老根舞》歌伴舞、《布依等得幸福来》、民族时装秀等十二个节目全部由当地群众自编自演,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舞台下的观众顶着烈日跟着旋律一起哼唱,看到熟悉的舞步就自发站起来跟着跳,整个现场变成了一片舞动的海洋。除了舞台上的展演,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包粽子、稻田抓鱼等民俗体验环节,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沉浸式融入节日的氛围里,在全民共舞的狂欢中,感受本民族文化的深厚魅力。这种节庆形态的“村舞”,把分散在各个村寨的“村舞”力量聚集到一起,让原本小众的村寨舞蹈,变成了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五、黔西南州“村舞”的时代价值与社会功能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黔西南州的“村舞”早已超越了普通群众文化活动的边界,衍生出了多重极具现实意义的社会功能,成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
(一)补齐乡村艺术教育的短板
在很多偏远的乡村学校,专业的艺术老师资源相对匮乏,而“村舞”依托本土现成的民族舞蹈资源,不需要复杂的教学设备,不需要高薪聘请专业老师,本土的非遗传承人、会跳传统舞蹈的村民,都可以成为“村舞”的老师。
通过把“村舞”融入校园的大课间、课后延时服务,乡村的孩子们不需要走出校门,就能接受到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艺术教育。孩子们在学习“村舞”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身体、提升了艺术感知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从自己从小看到大的舞蹈里,找到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这种根植于家乡土壤的美育,是任何外来的标准化艺术课程都无法替代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
黔西南州的“村舞”,是各民族群众共跳一支舞、共唱一首歌的最佳载体。不同民族的群众在共同排练、共同起舞的过程中,互相了解彼此民族的舞蹈文化,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习俗,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
大家在“村舞”的平台上,看到的不只是自己民族的文化,也能看到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博大精深。这种在日常共舞里建立起来的民族团结情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感体验,它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念,真正扎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鲜活的实践路径。
(三)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
随着“村舞”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的经济价值也逐渐显现出来。很多村寨依托本地的“村舞”特色,打造“村舞”文化体验项目,吸引周边的游客来到村里,跟着当地的村民一起跳“村舞”、体验民族民俗,带动了当地农家乐、民宿、特色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

作者:王峰
作者简介:王峰,1978年12月出生于贵州安龙,2005年7月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现为黔西南州民族研究心一级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西南民族学会理事、黔西南州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黔西南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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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王峰 编辑 ‖ 印象黔西南 )
黔西南州深化“村舞”内涵研究
黔西南州民族研究中心一级翻译:王峰

摘要:本研究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村舞”实践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多主体深度访谈、典型案例追踪与理论梳理,系统厘清黔西南州“村舞”的生成逻辑、文化内核、实践形态与时代价值。研究发现,黔西南州“村舞”并非普通的群众性广场舞变体,而是扎根于当地千年民族文化土壤、由本土群众自发主导、融合非遗传承、校园美育、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多重功能的创新性公共文化实践。从兴仁市屯脚中学延续二十年的苗族板凳舞课间操,到晴隆县“六月六”布依村舞盛会,再到全州各地村寨的常态化共舞活动,黔西南州已经探索出一条“以舞为媒、以文化人、以文兴村”的特色发展路径。本研究进一步从文化学、社会学、公共文化服务等多学科视角,深化“村舞”的内涵界定,剖析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发展不均衡、内涵挖掘不深、产业转化不足等现实问题,最终提出“文化根脉筑牢、主体活力激发、场景多元拓展、产业生态培育”四大优化路径,为全国“村舞”项目的本土化落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黔西南样本”。
关键词:黔西南州;村舞;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文化振兴;公共文化服务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2024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村舞’赋能乡村振兴研究”正式开题,标志着“村舞”从民间自发的群众文化活动,上升为国家层面关注的乡村文化建设重要议题。在全国“村舞”发展的整体版图中,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丰富的群众舞蹈实践,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区域。
黔西南州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滇黔桂三省结合部,境内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彝族、回族等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7%,各民族在千百年的共生共处中,创造了灿若星辰的民族舞蹈文化:布依族的铜鼓舞、板凳舞,苗族的芦笙舞、刺绣舞,彝族的阿妹戚托舞,这些传统舞蹈原本就扎根于村寨的生产生活、节庆仪式之中,是当地群众表达情感、凝聚社群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黔西南州各地群众自发将这些传统民族舞蹈进行生活化、日常化改编,融入日常劳作之余的休闲场景、校园的大课间活动、民族节庆的展演舞台,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村舞”形态。从兴仁市屯脚中学二十年如一日坚持的苗族板凳舞课间操,到晴隆县“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中全民参与的村舞巡游与展演,再到各个村寨傍晚广场上各族群众自发聚集的共舞场景,“村舞”已经悄然成为黔西南州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组成部分。
但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推广中,多数观点仍将“村舞”简单等同于“乡村广场舞”,忽视了黔西南州这类民族地区“村舞”独特的文化根脉与多元内涵,也未能充分挖掘其在非遗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深层价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深入黔西南州8个县市的27个典型村寨、12所民族学校、6个民俗活动现场开展实地调研,试图全面深化对黔西南州“村舞”内涵的系统性研究。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了现有“村舞”研究多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业赋能的单一视角,首次将民族地区的“村舞”置于千年民族文化传承的脉络中进行考察,重新界定了“村舞”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丰富了中国特色乡村群众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也为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维度。

实践层面,本研究系统梳理黔西南州“村舞”二十年的发展实践,总结本土群众自发探索出的传承经验,直面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能够直接为黔西南州后续“村舞”的全域推广提供实操指引,也能为全国其他民族地区打造本土“村舞”品牌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社会层面,本研究通过剖析“村舞”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作用,能够进一步凸显“村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的深层价值,为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新的实践思路。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一是田野调查法。笔者先后深入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晴隆县沙子镇、册亨县陂鼐古寨、贞丰县者相镇纳孔村等27个典型村寨,累计开展田野调查时长超过180天,全程记录各地“村舞”的日常排练、节庆展演、校园传承等真实场景,收集一手影像资料超过200小时,文字记录超过10万字。
二是深度访谈法。本人对非遗传承人、村寨普通群众、学校师生、基层文旅工作者、民族文化学者等不同群体共计127人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全面了解不同主体对“村舞”的认知、参与体验与发展诉求。
三是案例分析法。选取兴仁市屯脚中学板凳舞操传承、晴隆县“六月六”村舞盛会、彝族阿妹戚托等3个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提炼不同场景下“村舞”的内涵特质与运行逻辑。四是跨学科研究法。融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对黔西南州“村舞”的内涵进行多维度解读,避免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性。
二、黔西南州“村舞”的生成逻辑
任何一种群众文化形态的诞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黔西南州“村舞”之所以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有着其独特的生成逻辑。
(一)千年民族舞蹈的活态延续
黔西南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山高谷深、交通相对闭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传统舞蹈文化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这些传统舞蹈从诞生之初,就从来不是脱离生产生活的“舞台艺术”,而是完全嵌入在群众日常的生产、节庆、仪式之中:
布依族群众在春耕结束、秋收丰收之时,会敲响铜鼓、跳起欢快的舞蹈,庆祝劳作的收获;苗族同胞在走亲访友、嫁娶节庆的时刻,拿起身边的板凳,敲击出热烈的节奏,跳出刚劲有力的板凳舞;彝族的“阿妹戚托”被称为“东方踢踏舞”,是姑娘们出嫁时,村寨里的女伴们围在一起,用整齐的踢踏舞步表达祝福的仪式舞蹈。
这些舞蹈千百年来就在村寨里口耳相传、手手相授,不需要专业的舞台,不需要昂贵的道具,田间地头、晒坝庭院,只要有一块空地、有一段节奏,群众就能自发跳起来。这种“全民皆舞、随处可舞”的文化传统,为今天黔西南“村舞”的诞生埋下了最深厚的文化种子。当新时代的群众文化需求与这份千年的文化根脉相遇,“村舞”的萌芽就自然破土而出。
(二)乡村生活的内在文化需求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黔西南州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寨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一度陷入匮乏:传统的节庆仪式逐渐简化,过去热闹的集体舞蹈慢慢淡出日常,群众茶余饭后的休闲方式变得单一。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各地的群众开始自发寻找新的集体文化载体:一开始,几个村寨里的中老年妇女,把小时候跟着长辈跳的传统舞蹈重新回忆起来,在傍晚的村寨广场上带着大家跳;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孩子也加入进来,大家根据现在的生活节奏,对传统舞蹈的动作进行简化调整,让它更适合日常锻炼、更适合不同年龄层的人参与。
这种完全由群众自下而上发起的舞蹈活动,没有自上而下的任务要求,没有复杂的门槛限制,完全贴合乡村群众的社交需求、情感需求与健身需求,很快就在各个村寨蔓延开来。可以说,黔西南的“村舞”不是外力强行植入的文化产品,而是乡村群众为了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求,从自己的文化记忆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
(三)政策引导与社会氛围的双向赋能
21世纪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黔西南州各地的村寨陆续建起了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广场,配备了音响、灯光等基础设备,为“村舞”的开展提供了必备的阵地条件。
同时,从2000年开始,黔西南州各地陆续启动“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很多学校开始把本土的传统民族舞蹈改编成课间操,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接触、学习本民族的舞蹈,这不仅为传统舞蹈的年轻态传承提供了场景,也让“村舞”的受众群体从中老年拓展到了青少年,为“村舞”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年轻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贵州村舞”IP的持续走红,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黔西南这片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各级文旅部门开始有意识地对群众自发的“村舞”活动进行引导、扶持,为村寨培训舞蹈骨干、搭建展演交流平台,让原本只在村寨里流传的“村舞”走出山门,被更多人看见。政策的加持与社会氛围的烘托,让原本自发的“村舞”活动逐渐走向规范化、常态化,最终成长为黔西南州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品牌。
三、黔西南州“村舞”的核心文化内涵
黔西南州的“村舞”,区别于其他地区普通乡村广场舞的核心特质,就在于它拥有极其深厚、多元的文化内涵,它不是标准化的健身动作集合,而是承载着民族记忆、社群情感、生活温度的文化载体。
(一)非遗舞蹈的日常化活态传承
黔西南州的“村舞”,本质上是本土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常化转译”,它把原本只在特定节庆、特定仪式中才会出现的非遗舞蹈,拆解、改编成了适合日常随时随地参与的舞蹈形态,让非遗从“高高在上的遗产”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活”。
兴仁市屯脚中学传承了二十年的苗族板凳舞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苗族板凳舞原本是当地苗族同胞在庆祝丰收、走亲访友、民族节日时才会跳的传统舞蹈,节奏热烈、动作刚劲,是当地苗族文化的瑰宝,曾经登上过省州甚至央视的春晚。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接触到这门本土非遗,学校的老师们联合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板凳舞进行了改编:保留了击掌、踏脚、板凳敲击这些最核心的标志性动作,简化了复杂的仪式性段落,调整动作的强度适配青少年的身体状态,最终形成了兼具健身功能与文化内涵的板凳舞操。
这套舞蹈操没有变成放在陈列室里的“非遗标本”,而是变成了全校师生每天大课间都要跳的日常活动,二十年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击掌、跳跃、敲击板凳的节奏中,自然而然地记住了本民族的舞蹈动作,理解了动作背后的文化寓意。除了板凳舞,很多村寨的“村舞”还把苗绣里的插针、拉线等动作融入舞蹈编排,让大家在跳舞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苗绣非遗的独特魅力。
这种传承方式,完全打破了传统非遗传承“师徒相授、小众传播”的局限,让非遗传承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日常行为,让民族文化的根脉,在日复一日的舞动中,深深扎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二)群众主体性的完全彰显
黔西南州“村舞”最动人的内核,是它完全由本土群众主导,群众是“村舞”真正的主人,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在黔西南的“村舞”实践里,没有专业的大牌编导居高临下地“改造”群众的舞蹈,没有商业资本强行植入的流量套路,所有的动作编排、活动组织、内容创新,都由本土群众自己说了算。
2026年晴隆县举办的布依“六月六”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把这种群众的主体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场活动没有高额的经费预算,没有专业的演出团队,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当地普普通通的布依族同胞:活动筹备阶段,大家主动搁置家里的农忙事务,推迟自己的个人安排,自发投入到准备工作里;年事已高的老歌师顶着烈日赶来,手把手给年轻人传授濒临失传的布依古歌;村寨里的妇女们熬夜赶制民族服饰和节日用品,一针一线复刻布依非遗的美学精髓;年轻人通宵达旦布置场地、打磨活动流程,默默扛起最繁琐的幕后工作。
整场活动没有给任何人发放酬劳,所有人的付出都发自内心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就像当地一位布依族老人说的那样:“有钱无钱,事照办,激情未减,传承就是最好的回报。”在黔西南的各个村寨,“村舞”的领队往往都是村寨里热爱舞蹈的普通村民,他们自己跟着记忆里的长辈动作学,自己琢磨调整适合大家的舞步,自己组织邻里乡亲晚上在广场上排练,没有任何官方任命的头衔,也没有任何报酬,全靠一份发自内心的热忱在坚持。这种完全由群众主导的文化实践,让“村舞”从里到外都带着最鲜活的乡土温度,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硬模板感。
(三)多民族共生的情感纽带
黔西南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世代共生,而“村舞”就像一条无形的情感纽带,把不同民族的群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共舞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很多村寨的“村舞”广场上,你从来不会看到“某一个民族专属的舞蹈队伍”:布依族的阿姨会主动教苗族的姐妹跳布依的铜鼓舞,苗族的小伙子会把芦笙舞的节奏分享给汉族的伙伴,大家你教我一个动作,我带你一段节奏,在手拉手共舞的过程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慢慢变成了互相欣赏的亮点,邻里之间的矛盾隔阂在共同的舞步里烟消云散。
就像邻省西双版纳勐海县的“村舞”实践所展现的那样,傣族的孔雀舞优雅灵动,哈尼族的竹筒舞节奏鲜明,布朗族的歌舞古朴淳厚,不同民族的舞蹈在同一个平台上展示、交流,最终会融合成大家共同喜爱的共舞内容。在黔西南的“村舞”活动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各民族的群众在排练时互相学习彼此的舞蹈技巧,在展演时互相为对方鼓掌喝彩,原本不同民族的文化记忆,在一次次共同起舞的过程中,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共同的文化体验,“各民族一家亲”的情感,就在这样日常的共舞里,变得越来越深厚。
(四)乡村治理的柔性文化抓手
在黔西南州的很多村寨,“村舞”已经跳出了单纯的“文化活动”范畴,变成了助力乡村基层治理的柔性抓手。过去,村寨里农闲的时候,大家容易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矛盾,闲暇的娱乐方式也不多,偶尔还会出现打牌赌博等不良风气。自从村寨里的“村舞”队办起来之后,大家每天傍晚都自发聚集到广场上跳舞,空余时间都用来琢磨舞步、排练节目,过去的不良风气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很多村寨的村干部都说,自从有了“村舞”,村里的矛盾纠纷都少了很多:以前两户人家因为宅基地的小事闹得不愉快,在同一个舞蹈队伍里跳上半个月舞,手拉手跳完几支曲子,心结不知不觉就解开了。同时,“村舞”队还是基层政策宣传的最好载体,大家把森林防火、反诈宣传、乡村振兴的政策内容,编成简单好记的歌词,融入大家熟悉的舞蹈节奏里,跳几遍舞,所有村民就把政策内容记熟了,宣传效果比开十次会都好。
“村舞”用最轻松、最柔和的方式,把村寨里的群众凝聚在一起,让大家在共同的集体活动中,增强对村寨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让整个乡村的氛围变得越来越和谐、越来越有凝聚力。
四、黔西南州“村舞”的多元实践形态
经过多年的自发探索与发展,黔西南州的“村舞”已经演化出了多元的实践形态,覆盖了校园、日常村寨生活、大型民俗节庆等多个场景,形成了立体的发展格局。
(一)二十年不间断的课间“村舞”
以兴仁市屯脚中学为代表的民族校园“村舞”实践,是黔西南州最具代表性的“村舞”形态之一。屯脚中学坐落在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这里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到访过的民族村寨,学校里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超过70%。从2006年开始,学校就把改编后的苗族板凳舞纳入了每日大课间的必跳内容,这一坚持,就是整整二十年。
每天清晨的大课间,校园里的苗族音乐就会准时响起,全校的师生一起拿起手里的小板凳,跟着节奏舞动起来。清脆的板凳敲击声、整齐的踏脚声、欢快的笑声,填满了整个校园。二十年里,学校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很多学生从这里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村寨,又把板凳舞教给了村里的乡亲,让“村舞”的火种从校园蔓延到了更多的村寨。

除了日常的课间操,学校平均每两个月就会举办一次民族文化主题活动,每年还会举办一次盛大的民族文化艺术节,每个班级都要编排一个和苗族板凳舞相关的节目上台参赛。同时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与当地的“八月八”苗族风情节,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民俗氛围里,感受本民族文化的魅力。这种“日常课间+定期活动+节庆实践”的校园传承模式,让“村舞”在青少年群体里扎下了根,也让民族文化的传承有了最稳定的年轻载体。
(二)晒坝广场上的全民共舞
在黔西南州的广大村寨,最普遍的“村舞”形态,就是每天傍晚在村寨文化广场、老晒坝上的日常共舞。不需要提前发通知,不需要专门组织,只要傍晚的天色暗下来,广场上的音乐一响,村里的阿姨、大叔、放了学的孩子、甚至放暑假回家的年轻大学生,都会自发从家里走出来,加入跳舞的队伍里。
册亨县的很多布依族村寨,每天傍晚的“村舞”队伍能有上百人:最前面领舞的是村里62岁的王阿姨,她跳了三十年的布依传统舞蹈,自己改编了十几支适合大家跳的“村舞”曲目;队伍里既有70多岁的老奶奶,踩着缓慢的节奏跟着大家踏脚,也有三四岁的小朋友,跟在大人身后晃晃悠悠地模仿动作;在外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也会跟着队伍学几天,临走的时候把舞蹈视频存在手机里,带到打工的城市,跳给身边的朋友看。
这种日常化的村寨“村舞”,没有任何门槛,没有任何表演压力,大家想跳就加入,累了就站在旁边聊天休息,它不是为了演出、为了比赛而存在,就是乡村群众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大家茶余饭后社交、放松、联络感情的最好方式。
(三)民族盛会里的全民狂欢
在布依族“六月六”、苗族“八月八”、彝族火把节等传统民族节庆期间,“村舞”就会从日常的广场场景,升级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展演活动,变成整个民族的文化狂欢。晴隆县2026年举办的布依“六月六”村舞活动,就是这种形态的典型样本。
活动当天,近三十摄氏度的高温没有阻挡布依儿女的热情,各乡镇的布依族同胞身着传统民族盛装,从出发地沿街巡游到村歌大舞台。盛装队、绣娘队、唢呐队,一支支方队在烈日下昂首前行,五彩的民族服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把整个小镇装点得格外热烈。巡游结束之后,布依山歌比赛、传统小打音乐比赛、民族舞蹈展演轮番登场,《老根舞》歌伴舞、《布依等得幸福来》、民族时装秀等十二个节目全部由当地群众自编自演,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舞台下的观众顶着烈日跟着旋律一起哼唱,看到熟悉的舞步就自发站起来跟着跳,整个现场变成了一片舞动的海洋。除了舞台上的展演,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包粽子、稻田抓鱼等民俗体验环节,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沉浸式融入节日的氛围里,在全民共舞的狂欢中,感受本民族文化的深厚魅力。这种节庆形态的“村舞”,把分散在各个村寨的“村舞”力量聚集到一起,让原本小众的村寨舞蹈,变成了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五、黔西南州“村舞”的时代价值与社会功能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黔西南州的“村舞”早已超越了普通群众文化活动的边界,衍生出了多重极具现实意义的社会功能,成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
(一)补齐乡村艺术教育的短板
在很多偏远的乡村学校,专业的艺术老师资源相对匮乏,而“村舞”依托本土现成的民族舞蹈资源,不需要复杂的教学设备,不需要高薪聘请专业老师,本土的非遗传承人、会跳传统舞蹈的村民,都可以成为“村舞”的老师。
通过把“村舞”融入校园的大课间、课后延时服务,乡村的孩子们不需要走出校门,就能接受到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艺术教育。孩子们在学习“村舞”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身体、提升了艺术感知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从自己从小看到大的舞蹈里,找到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这种根植于家乡土壤的美育,是任何外来的标准化艺术课程都无法替代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
黔西南州的“村舞”,是各民族群众共跳一支舞、共唱一首歌的最佳载体。不同民族的群众在共同排练、共同起舞的过程中,互相了解彼此民族的舞蹈文化,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习俗,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
大家在“村舞”的平台上,看到的不只是自己民族的文化,也能看到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博大精深。这种在日常共舞里建立起来的民族团结情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感体验,它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念,真正扎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鲜活的实践路径。
(三)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
随着“村舞”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的经济价值也逐渐显现出来。很多村寨依托本地的“村舞”特色,打造“村舞”文化体验项目,吸引周边的游客来到村里,跟着当地的村民一起跳“村舞”、体验民族民俗,带动了当地农家乐、民宿、特色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

作者:王峰
作者简介:王峰,1978年12月出生于贵州安龙,2005年7月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现为黔西南州民族研究心一级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西南民族学会理事、黔西南州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黔西南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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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王峰 编辑 ‖ 印象黔西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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